4月5日,人们在武汉市吉庆街的“大排档”雕塑旁吃热干面。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
中外交流网消息:在普通武汉人心中,与1月23日封城的巨大心理冲击相比,4月8日解封意味着什么?
武汉人都期待这一天,“解封了,我就可以自由来去了”,市民吕晓宇说。
市民杨晓一直盼着4月8日,“到了这一天,我离正常生活就更近了。人们出门上班,周末可以踏青,快递有人送,楼下菜市场开门……真希望这样的生活早点回来。”
而在市民夏宇琪眼里,这个日子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:“它既不能标志武汉疫情彻底结束,也不会让我放心大胆地走出家门。”
无论如何看待这个日子,重新回归正常生活,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。
疫情形势好转,“重启键”已经按下。生活在武汉的人们,此刻的生活和心态怎样?真正回归到正常的生活,还有多远的路要走?
“很多隔离点都已经撤销,我也快回家了”
3月28日,已经吃过早饭的石虎虎,发现楼下的热干面店营业了。
“两个多月没吃热干面了,特别想!”石虎虎一边等着热干面打包,一边在小区业主群里“放毒”——发布这家店重新开张的消息。一下子,群里跟抢红包一样热闹起来。竟然有人穿着拖鞋冲下楼,直奔热干面店而来。
石虎虎说,武汉的烟火气儿,就是从吃上开始的。
“现在叫外卖容易多了,叫上一份鸭脖鸭爪啃,幸福感简直爆棚。”说起封闭在家的日子,杨晓印象中为数不多的闪光点,都跟吃有关。
疫情暴发不久,鲁仲珠就跑到隔离点做志愿者,一干就是两个月。门口的马路上,汽车和行人不断增多,寓示着武汉正在一天天苏醒。
“现在公交恢复,餐饮超市逐渐复工,生活方便不少,大家心情都好多了。”鲁仲珠身边的亲朋好友,生活都慢慢走上正轨。一些仍然封闭在小区里的人们,虽没预想的那样重获自由,却也看到这样的日子就在眼前了。
“我们隔离点最多时有16个人,中间有进有出,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。”武汉很多隔离点都已经撤销,鲁仲珠这个月有望回家了。
鲁仲珠也牵挂着武汉美食,“我想外出过早,吃正宗的汉味小吃。”
疫情期间,张义一直在汉阳一个社区做志愿者司机,从接送人群的变化中,他也感觉到武汉整体情况正在好转。
“之前经常接康复的病人出院,或者密切接触人员离开隔离点,现在基本没有了”,张义说。随着公共交通恢复,超市重新对个人营业,他们现在的主要工作,变成接送行动不便的居民看病、买药。
“这样继续好转,我们也快解散了。”张义很开心。
陈韧在武汉建设集团工作,从一月下旬开始,先后参与了火神山和方舱医院建设。目前,他正在下沉社区防疫。
“社区居民对疫情的反应,没有之前那么恐惧了。”陈韧告诉记者,一开始,社区工作人员在门口站着,居民都不敢靠得太近,现在他们有时还会走过来,主动聊几句。
“担心去趟商场,健康绿码就变红了”
眼下,封闭管理的社区还有很多,出门需要出示健康绿码和复工证明。那些没有复工证明的市民,一般只能两三天出去一趟,购买生活必需品。
杨晓已经在家待了两个多月,“都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。不过,有时又会感觉特别压抑”。
这些日子,她在朋友圈里一看到外地朋友出门踏春,心里就不是滋味。
杨晓还不敢随便出门——她在网上看到,有人去逛了趟超市,或者坐了趟地铁,健康绿码就变红了,需要再隔离14天。
杨晓所说的“健康绿码变红”,指的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待过的人,通过扫码被记录在大数据中,如果有谁检测出新冠阳性,其他人的绿码也会随之变红。
“病毒本身很可怕,为了避免这种麻烦事,上半年肯定不去逛商场。”她说。
扫码方便了管理,但也带来种种不便。4月6日,苏一在外面看见,由于一人一码乘车,一位母亲带着孩子,却只有一个手机,最后母子二人都没坐上这趟车。
还有一次,一位大叔手机运行慢,怎么都扫不上码,公交车等了他两三分钟后,只好开走了。
“这类事情,每天都会在武汉的公交站点发生。”苏一说。
虽说武汉整体形势在好转,张义仍不乐观,“毕竟还有那么多无症状感染者,我心里没底”。即便偶尔去超市购物,他都会挑人最少的午饭或晚饭时间去。
3月31日,邱沙去楚河汉街的商场购买春装,只有三分之一的店铺开张。邱沙回忆,那天逛街的人明显比平时少,他买好看中的衣服后,迅速离开了。
张星星的家在武汉市江夏区农村,父母在自家一楼开了一间小卖部。疫情最严重时,家里大门紧闭,邻居敲门买东西都不敢应,生怕被感染。
“那时菜不好买,我们家吃了好久的腊肉腊鱼。”这是张星星记忆中,“腊味”吃得最多的一个春节。目前,新鲜蔬菜水果可以通过电商下单,平时也敢开门窗通通风,让阳光照进来。小卖部也重新开张,只是门口放了长凳,顾客不再进屋选购。
即便路障已撤销,张星星一家的活动半径,仍局限在自家屋子和屋后的菜园里,“还是担心被传染,想尽量避免接触人。”张星星说。
“没上班的日子,大部分人估计都没啥收入”
“我们二三月份工资,只发了百分之三十,四月份怎么发还没个说法。”对杨晓来说,疫情对收入影响比较大,现在手上的钱已经不多了。
张义两个月没拿到工资了,“会按什么标准补发,现在都不知道呢。”据他了解,在私营小企业工作的人,收入都因为疫情大打折扣。
“没上班的日子,大部分人估计都没啥收入。”张义感叹。
从事少儿特长培训的石虎虎,武汉封城至今,没有一分钱进账。“再拖两个月,我们这个行业基本都得关门了。”
“像绘画、舞蹈、乐器演奏等课程,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报名高峰期,现在没生意了。”石虎虎告诉记者,做这一行还都有高额的门面费要付。
石虎虎家门口就是一条小吃街,有上百家店。因为靠近大学,平时生意都不错,租金也高。店主回去过年时,疫情还没那么严重,大家都在门口贴上“年后再见”之类的通知。但很多店到现在,也没重新营业。
“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”石虎虎唏嘘不已。
经过层层审批,王晴川的小公司3月下旬迎来复工。开工那天,他给员工发了红包,补上了疫情期间的工资。
“我们在武汉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,加了些补贴发放的”,谈起企业的财务状况,王晴川压力很大,“停产整整两个月,租金要付,工资要付,业务流失,目前相当困难”。
疫情期间,王晴川和妻子都染上了新冠,已先后治愈回家。“回来后,社区很关心我们,经常给我们送菜,有困难也会帮忙解决。”王晴川说。
身体逐渐恢复,生活上也有人关照,王晴川心中仍有些许担忧。按以往的习惯,他几乎天天都去公司。如今,尽管已拿到健康绿码,可还是在家办公。他担心员工介意自己得过新冠,更怕客户知道这事,影响接下来的生意。
这次,王晴川给所有员工投保了法定传染病险。“不管怎样,总算开工了。一切都在慢慢走上正轨。”